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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周扬受批判之后

2019/9/22 10:09:27

1983:周扬受批判之后

还是要谈一谈“异化”

  

1983年2月,春节刚过,在北京过节的顾骧接到了周扬从天津打来的电话。几乎在同一时间接到电话的,还有在北京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在上海的大百科全书上海分社负责人王元化。

  

1983年是马克思去世100周年,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纪念大会,由胡耀邦作报告。同时,再召开一个学术讨论会,推举理论权威周扬作主题报告。

  

“中宣部原本要找人帮周扬写发言稿,但周扬不同意,自己挑选了我们三人。其实,按照过去的做法,周扬完全可以让秘书代笔,写一篇应景的文章。但他是真心想总结这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所走过的路,看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顾骧说。

  

写作班子住进天津迎宾馆,开始了全封闭的写作。四人共同商定了发言稿的结构,分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要重视认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和“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四个部分。其中,第四部分是重点。

  

顾骧记得,80年代初,针对“人道主义”是否违背马克思主义,刚刚恢复元气的学术界和理论界展开了多次讨论。1980年9月,周扬曾应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之约,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提出,过去把人道主义一概当作修正主义批判,这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

  

这一次,周扬打算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这样一个更为正式的场合,再次谈一谈这个问题。“周扬过去也批人道主义,也做过一些错误的事情。他相当于在反思自己,做自我解剖,成为先驱者。”顾骧说。

  

期间,王若水因家事临时赶回北京,写发言稿的任务就落在了顾骧和王元化身上。顾骧负责一、四部分,王元化负责二、三部分。

  

写稿前,顾骧特意提醒周扬:“乔木同志对人道主义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周扬不以为然:“有不同意见还是可以讨论的嘛!”

 

顾骧以周扬在中央党校的发言稿为基础,写就了第四部分,交给周扬。周扬看完稿子后郑重提出,还是要谈一谈“异化”。周扬告诉顾骧,自己前一晚翻来覆去没有睡好,一直在犹豫,是否要提“异化”。最后,这一章的题目也改为了“人道主义和异化”。

 

批判从“人道主义”转向“异化”

 

1983年3月7日,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召开。周扬请一名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代读了这份报告。报告读完后,全场掌声雷动。

 

当天下午,周扬告诉顾骧,报告将会在《人民日报》全文刊发,他已经将清样呈送了胡耀邦,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和主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三人审看。

 

意外的是,会议第二天,胡乔木下令,休会两天。

 

3月10日,胡乔木来到周扬家中,讨论这篇报告。据在场的王若水回忆,胡乔木自始至终没有正面批评周扬,只是说讲话在有些问题上还不够完整、不够清楚。

 

12日,会议继续。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等单位的四名学者先后发言,对周扬的报告提出了不同意见。

 

顾骧听周扬说,会议期间,胡耀邦的批示下来了。他圈阅了这份报告,没有做其他批示。胡乔木和贺敬之都没有圈阅或批示。

 

16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全文刊发了周扬的这篇讲稿。之前,王若水曾和总编辑秦川商量,既然上头没有明确要求修改,就可以尊重周扬的原意,因此决定,原文刊发。

 

事态就此急转直下。

 

20日,中宣部向中央呈送了《中宣部关于人民日报擅自全文发表周扬同志长篇讲话的情况和处理意见》。

 

据顾骧回忆,处理意见有三个要点:第一,《人民日报》应该刊发对于人道主义的其他看法,不应只发表周扬的讲稿;第二,将王若水调离《人民日报》;第三,周扬不听胡乔木的意见,不对文章进行修改,在重大问题上“不负责、不严肃”,应“有所认识,表示正确的态度”。

 

之前,对于周扬报告的不同意见都集中在“人道主义”方面。从4月开始,焦点逐渐转向“异化论”。

 

原先,胡乔木等人对“异化论”理论不熟悉,在查资料的过程中,一个名字浮现了出来:德热拉斯。德热拉斯是南斯拉夫共产党元老级人物,曾被视为“修正主义分子”。他在《新阶级》一书中首先提出了“异化”的概念,称“共产主义革命是以消灭阶级为号召,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

 

直到这时,顾骧才了解周扬那个晚上为何辗转反侧。“他一定知道德热拉斯,知道如果异化论和德热拉斯联系起来,这个事情就麻烦了。”

 

4月之后,对周扬报告的批判升级了。

 

10月,十二届二中全会根据十二大的部署,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后来又加上了“不搞精神污染”的决定。很快,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推向全国。

 

在二中全会的小组讨论上,周扬做了口头的自我批评,但此事并没有结束。胡乔木提议,让周扬接受新华社记者的专访,做一个表态。

 

11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专访,题为:周扬同志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拥护整党决定和清除精神污染的决策,就发表论述“异化”和“人道主义”文章的错误作自我批评。

 

但私下里,他对顾骧坦承,他是违心在作检讨。他说,他一生被打倒过三次。第一次被误会反鲁迅,第二次在文革十年间被毛泽东多次公开批评,第三次就是这次。而且,每一次都是被自己景仰的人所误会,所打倒。

 

文章收入《周扬近作》

 

1984年9月,周扬因病住进北京医院,检查结果是脑软化。国庆过后,周扬病情再次加重,1985年1月,第一次病危。

 

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告诉顾骧,上面有为周扬恢复名誉的意思,这是胡耀邦提出来的。“事情的整个过程中,胡耀邦一直有心维护周扬的。”顾骧说。

 

胡耀邦提出,可以为周扬出文选,将《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收入其中。胡耀邦将此事委托给了习仲勋,习仲勋找了自己的老部下、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秦川将习仲勋的指示传达给了苏灵扬和刚刚卸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张光年。两人商量后,一致决定将此事交由顾骧来办。

 

1985年5月,顾骧开始了文选的筹备工作。为了能赶在周扬生前尽快出书,他决定只收入文革后周扬新发表的文章。为此,他找到了《周扬文集》编写组。

 

1981年1月,经中宣部批准,从全国文联、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单位抽调人员,正式成立了“周扬文集编写组”。6、7月,第五卷篇目选定,文章也经过了周扬的审定。之后周扬有新文章发表的话,则随时收入。

 

但随着《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受到批判,文集的出版也出现了问题。该书责任编辑、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部文艺理论组组长罗君策回忆,上级要求第五卷中不得收录该文。对此,周扬表示不能接受,第五卷的出版被暂时搁置。

 

1985年6月,《周扬近作》顺利出版。该书按时间顺序收入了周扬文革后发表的文章,《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也被收入其中,全文一字不改。

 

出版尽管已是火箭速度,但还是赶不及病情发展的速度。当时的周扬,已进入了植物人状态。1989年7月,他在北京去世。